“救世”与“救市”--周到的博客

　　成子公孙侨，字子产，一字子美，穆公姬兰孙，公子姬发子。郑简公十二年（周灵王十八年，晋平公四年，前554年），任郑国卿。郑简公三十年（周景王九年，晋平公二十二年，前536年）三月，铸刑书于鼎。晋大夫羊舌肸，字叔向，认为：为防止人们犯罪，应用道义来防范，用政令来约束，用礼仪来奉行，用信用来保持，用仁爱来奉养。他致信于公孙侨，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左传·昭公六年》）叔世，意即末世。按现在的眼光看，羊舌肸恐怕没有什么法制观念。面对这样的诅咒和攻击，公孙侨复书倒也落落大方：“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同上）公孙侨大概是我国历史上最早鲜明地打出“救世”旗号的政治家之一。
　　夏末，百姓希望成汤子履率军早来征讨，而不愿排在后面。据《孟子·滕文公下》：“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商末，再现这一场面。攸国官员和百姓就非常欢迎武王姬发的官员和百姓：“《书》曰：‘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同上）
　　比公孙侨更早的政府官员，也有接近的认识，但还没有提出“救世”、“救民”的概念。《孟子·万章下》曰：“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意思是：伊尹说：“上天生育这些民众，让先明理的人启发后明理的人，让先觉悟的人启发后觉悟的人。我是上天所生民众中先觉悟的人，我要用上天的大道来启发上天所生的民众。不是我去启发他们，又有谁呢？”他觉得，天下的平民百姓如果有没受到尧舜之道恩惠的，就如同自己被推入到沟壑里一般。他自我把天下的责任承担得如此之重，所以到了成汤子履那儿，就用讨伐夏桀、拯救民众来进说。
　　亚圣继承“救世”思想后，更加忧国忧民。在去往齐国的路上，弟子充虞曾问：“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孟子·公孙丑下》）豫，通娱，在此指快乐。亚圣于是说出了下面这段名言：“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同上）“救世”思想的存在，可以看作政治家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也是我国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救世不仅是政治家的抱负，也是为众多信徒普遍接受的宗教思想。救世主是基督徒对耶稣的称呼。基督教认为上帝之子耶稣的降生是为了拯救世人。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圣经·新约全书·腓立比书》）“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圣经·新约全书·帖撒罗尼迦前书》）佛教中则有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曰：“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成语普度众生、悬壶济世，俗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也反映了这一愿望。道教、伊斯兰教等也有类似的思想。这并不奇怪。早在1844年，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即指出：“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支持，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5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
　　在股市中引入“救世”思想，那就是“救市”。
　　“救市”与否，是不是也应以民生需要来衡量呢？“一个舰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温家宝曾说，“如果我们改善了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在中国城乡，困难群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把股票投资者视作困难群体，似乎有些讽刺内地股市。恰恰相反，从总体上看，股票投资者应已经乘上航行最快的船只。“三农”问题、物价问题、就业问题等在民生问题中的地位，要比已经乘上航行最快船只的股民的“套牢”，重要得多。因此，经济学家等要济世安民，也应分清主次。
　　以一叶障目的眼光看股市，当然可以把股市看得很大。实际上，内地股市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依旧微不足道。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文献，2007年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25517亿元，其中：通过发行包括A股、H股和S股在内的权益类证券，融资8,433亿元，同比增长50.73%，并刷新历史记录；发行债券17,084亿元。2007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77,747亿元，比2006年增长16.56%。直接融资仅为全部融资的8.41%。其中，包括A股、H股和S股在内的权益类融资仅是全部融资的2.78%。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统计，其上海分公司和深圳分公司2008年4月3日持仓A股账户数分别为2,760.63和1,853.58万户。一般说来，一位股票投资者会同时持有上海和深圳股票帐户。因此，全国“套牢”的股票投资者充其量在3,000万名以内。这约占全国人口的2%。这一比重，与这“一小撮”人的融资贡献较为匹配。幸好，我国经济的发展对股市很少有依赖。不然的话，“救市”的聒噪声，岂不更震耳欲聋？经济学家如果也像某些股票投资者那样，把股市看作天下第一大事，这就有些难得糊涂了。
　　片面强调“救市”，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5·30”暴跌以来，即有个别经济学家认为上证指数不应跌破4000。不然的话，就会面临：不利于抓住国际经济发展的机遇，在2008年这一关键年份实现经济崛起的风险；不利于新一届政府深化国资体制改革和促动政府职能转变的风险；不利于巩固商业银行改革初战告捷的风险；不利于资本市场通过再融资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风险；不利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盖棺定论”的风险；不利于资本市场金融制度创新的风险。但是，退一步想想，经历五年熊市后，上证指数曾跌至998.23。但这并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按个别经济学家的看法，是不是中国股市从今往后不应有熊市呢？这在国际股市史上并无先例，恐怕也难以在国内市场得以实践。
　　“救世”与“救市”不一样。“救世”没有什么量化标准，“救市”却有指数作为标杆。指数跌幅有多大，才需要“救市”，问不同的投资者会有不同的答案，问不同的经济学家也会有不同的答案。因此，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当通过民意调查，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救市”时机。但不同的民意调查，会有不同的结果。因此，我们先要有制定民意调查办法。但怎样的民意调查办法，才能让多数人在不同时点都满意，似乎又很难确定……。这可真是一环扣一环！从股票投资者的愿望看，哪怕指数跌100、10甚至1，都希望“救市”。这样，最终结果恐怕就是：指数和股价只能上涨，不能下跌。但只要头脑不发昏，就不会认为这是切合实际的。
　　从股票投资者的愿望看，当然希望有人为民请命。《岳阳楼记》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历来为人称颂。刘纪鹏要求胡舒立把“浸淫市场的多年老手”的名单一一列出来。我看，这胡氏压根就开不出这样的名单。这倒不是因为她没有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调查股票帐户的权限，而是持“救市”论者未必是胡氏所指“浸淫市场的多年老手”。据笔者观察，真正“浸淫市场的多年老手”，是不会频繁地在财经类媒体亮相的。而在财经类媒体说股票投资者愿意听的话，则是某些经济学家最近几年的行事风格。至于对错，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人们乐意听，成为股民的代言人。笔者略懂新闻学原理。这也符合某些媒体的经营套路。

　　于是，“救市”就成为股市中的宗教名词。“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性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同上）多数股评人士在上证指数5500、5000、4500、4000……时，苦口婆心地劝导投资者不要轻易“割肉”；一些经济学家则大发慈悲，以普度股民之心，大声疾呼“救市”。自6124.04下跌以来，不少股民则像祥林嫂那样地被忽悠着，捐起门槛……

　　“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同上）

　　（原载2008年4月21日《上海证券报》）